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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存辉: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时间:2018-11-27 16:10来源:未知 作者:两新党务

南存辉: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关于“温州模式”的几点记忆

? ?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也是“温州模式”提出33 周年。30 多年中,温州在争论中出名,在不争论中发展,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回望,“温州模式”已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正泰集团也常被媒体和专家们称为“温州模式的缩影”,这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
? ? 借此机会,我想讲几件记忆深刻的事,供大家参考。
? ? 一、众人皆言模式,“温州模式”长啥样
? ? 关于“温州模式”,专家、学者有很多说法,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
? ? 作为亲历者,我们最初也只知道埋头苦干,怎么赚钱怎么干,有一定的规模后,在政府的指导下脚踏实地干,也不知道这当中有什么“模式”,专家们的各种观点,我也很少关注。对于我们办企业的人来说,管他什么模式不模式,能生存下来发展下去就是好模式。后来我和乐清柳市的老区长、亲身经历并推动“温州模式”形成的屠挽生先生交流。他说,作为“温州模式”主要发祥地之一的柳市,这里的人并不像有些书上描写的那样,是什么聪明绝顶的“东方犹太人”。他们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纯粹是为了找到一条能够吃饱饭的路子。有限的耕地解决不了一家老小的温饱问题时,只有依靠手工业和工业,去寻求生存之道。他们的吃苦耐劳是被逼出来的,他们的“敢为天下先”也是被逼出来的。
? ? 按照屠挽生的总结,以销定产、挂户经营、专业分工,是柳市崛起的三大法宝。他据此认为,所谓“温州模式”,实质就是通过以销定产、以市场为导向来组织生产,生产方式是个体私营经济逐步走上股份合作,形成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协作配套的生产基地。
? ? 屠挽生这样的表述,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我也曾是柳市镇上一户贫穷的农家子弟,难以为继的生活状况,把我逼上了白手起家,依靠开办工厂脱贫致富的道路,所以感同身受。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房屋就是当地最差的,每年台风一来,一家人都要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如年。为了生存,中学辍学后我先是在街边修鞋,后来开办前店后厂的电器门店,再后来办起了工厂。更多的温州人也“各显神通”,做的做纽扣,卖的卖线圈,弹的弹棉花,收的收破烂。之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做纽扣的办起了纽扣厂,卖线圈的办起了线圈厂,弹棉花的办起了纺织厂……
? ? 由此看来,“温州模式”并不是因为温州人先天聪明,从一开始就找到的发展之路。而是一代温州人为求生存,不断探索形成的与众不同的发展方式。其内涵则是创新,是立足温州实际不断突破禁区、勇于超越自我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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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我所知道的“八大王事件”
? ? 说到“温州模式”,通常绕不过一段历史公案,这就是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的“八大王事件”。
? ? 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乐清柳市有一批年富力强、有远见有闯劲的农民,他们被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推动,率先“洗脚上岸”,自主创业。这其中出现了许多能人,涌现了诸如穿梭于温州与上海之间销售螺丝,生意红火,人称“螺丝大王”的刘大源;以组装销售机电产品闻名的“五金大王”胡金林;以生产线圈着称的“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制作产品目录获得不菲收入的“目录大王”叶建华;专业化生产矿用灯具的“矿灯大王”程步青;以跑供销订合同为业率先致富的“合同大王”李方平;以制售低压电器发家的“电器大王”郑元忠;以收购旧货再转卖获取差价的“旧货大王”王迈仟等一批“大王”。他们成为温州乃至全国第一批尝到市场经济甜头的人。同时,社会上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存在诸多非议,很多人说他们是“?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的行为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在1982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这批人首当其冲,被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大王们”逃的逃,被抓的被抓。“五金大王”胡金林还被以“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罪名被公安部全国通缉。
? ? 一时间,工厂停工了,门店关闭了,很多创业者纷纷躲藏,甚至逃跑了。原本喧闹的柳市街头变得格外冷清,经济陷入一片萧条。公开的数据显示,1982 年乐清柳市镇工业产值比1981 年下降53.8%。整个温州,其工业在1980 年的增速为31.5%,到1982 年则锐减为-17%。之后两年,更是大幅下滑。
? ? 1984 年,中央发出1 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面对整顿私营经济给整个温州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行反思,要求对“八大王”的全部案件进行认真复查,最后郑重地为“八大王”平反,宣布对在押人员无罪释放。这样一来,原本冷冷清清的低压电器市场又开始了缓慢复苏。我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掉自己的电器作坊,和友人合作创办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这就是正泰集团的前身。
? ? 我与袁芳烈书记也算有缘,他在任时,我没少得到他的关心;他退休以后,我们也时有联系。他曾当面向我说起当初捉、放“八大王”的经过。他说,他本来是带着治理整顿、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任务从省里来温州任职的。抓了“八大王”后,乐清乃至温州经济的不堪状况让他忧心。有一次,他去平阳调研,看到有些牛很肥壮,有些牛瘦得只剩皮包骨,就问怎么回事。当地人告诉他,肥壮的牛都是社员自家养的,瘦削的牛都是村集体养的。自家养的牛自然格外照顾,吃得膘肥体壮,集体养的牛没有专人管理,所有权也不属于社员,自然就没人管它冷暖饿饱,所以就长得瘦了。他还了解到,基层群众普遍希望放开市场流通,搞活商品经济。他突然意识到,“八大王”可能抓错了。1984 年中央1号文件出来后,市委、市政府先是召开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大会,当时许多人还以为是去参加“学习班”改造思想的,谁知去后受到了市领导的表扬,还给他们戴大红花。他还跑到个体、私营企业,主动和企业主谈心、了解情况,给他们壮胆打气,表达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接着,他要求法院重审“八大王”案件。通过反复核查,最后做出决定,主动给他们平了反。

(责任编辑:两新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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